和制宪权相关联的是主权的后一层意义。
他的共同体的继续存在是他的自我利益所在，而且赞成他人履行他们的义务并给社会利益以优先。人性也成为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与权利理论的逻辑连接点。
[25]此目的即是共同体的维系。第四，共同体可以塑造人性，但人的终极意义仍在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对于这一意义的追寻过程也反过来型塑了共同体。四、宪法如何回应社会道德困境应该承认，改善社会道德状况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工程，绝非朝夕之功。[19] 刘茂林、仪喜峰：《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5期。但就从善义务而言，则普遍陷入迷茫。
英国学者理查德·贝拉米指出，由于权利将自己的起源归结于维持和协调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那么对于个体来说，积极的参与维护和发展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的政治文化就显得很重要。义务虽对己增加负担，但从共同体维度而言，却正是他人义务的履行，保证了共同体的正常存续和良好秩序，也为自身权利的实现营造了绝佳的环境。[4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7条第1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④违法行使公权力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21]根据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凡属于复杂、非典型的案件，须倚重当事人知识与经验之领域，须取得当事人之协助或配合以完成执行之领域，及具有不同法律关系之领域，宜以行政合同为之。直至2001年《行政程序法》施行以来，行政契约才能普遍适用于各个行政领域。[52]王克稳，见前注[19]，页32。
[65]②标的要件，即标的确定并具有履行的可能性。随着单方行政向契约化行政的转变，难以为私法原理和规范所调整的行政合同在行政管理中的实际应用已是不争的事实。
因缺乏实务经验，以及未参考该理论体系的后续发展（尤其是其中去高权化部分），在构建时仍坚守行政法律关系属于权力关系，国家意思恒居单方支配地位等观点，认为国家不得与私人订立合同，[40]以至于其制度安排与结构不能因应社会需求—特别是在当今所谓官民合作关系时代—从而有法制革故鼎新以兼容行政合同法律制度的任务。②行政主体对所涉事项拥有裁量空间，或所谓处置余地。③根据责任性质之不同，可分为缔约责任、行政合同无效责任、有效行政合同的违约责任、行政合同中的侵权责任、后行政合同责任。[7]张维庆（国家计生委主任）：《关于规范计划生育合同管理的讲话》,2002年8月7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转发。
二、中国行政合同建制模式之选择公私法二分是中国法律体系事实上所使用的一项法律技术。行政合同行为制度主要包括行为成立、行为生效、行为有效、行为效力、行为消灭等方面的内容。④行政机关以欺诈、胁迫方式缔结契约的。[14]作为民主化与市场化两大潮流交互作用的产物，行政合同因具有与现代政府相契合的品格，得以在行政实践领域长期存在。
[43]第二，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行政合同行为生效后，也会因不具备有效要件，依具体情形而溯及既往或非溯及既往地失去全部或部分效力。
只有拥有裁量空间的行政主体其活动才有可选择性，当裁量空间被压缩至零，行政活动不再具有可选择性，就失去了缔结行政合同的资格。例如，为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实践中运用了计划生育合同，成为加强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的一项有效措施。
行政合同行为生效后的合同效力主要包括：①请求力，即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或约定直接向对方请求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效力。实际上，行政合同在订立环节的优势是民主，在执行环节的优势是效率，总体上兼具民主与效率两种价值。甚至有学者认为，双方当事人主体地位是否平等是区分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重要标准。刘莘：行政合同刍议，《中国法学》,1995年第5期。孙笑侠：契约下的行政，《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3期。然而，这种严格立场与行政实务之发展不尽相符。
二是行政法主体以各方一致的意思表示设立、变更、消灭行政法律关系。生效侧重于事实判断，有效侧重于法律价值判断。
其二，私法模式更有利于保障人民个体之权益。③契约当事人主观违约的。
仅就一般要件来说，包括以下几项：①主体要件，即除有法律许可之特殊情形外至少有一方缔约者为行政主体。参见GunterPuttner，Wider den Offentliche-rechtlichen Vertrag Zwischen Staat und Burger, DVBI 1982，S, 122ff.[30]黄锦堂：行政契约法主要适用问题之研究，载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见前注[21]，页16。
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接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通过行政合同调和当事人之间的冲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通说认为行政合同的当事人中，至少有一方是行政主体。②知情权，尤其有权要求行政主体对其单方变更、解除合同的行为说明理由。
这三个理由都不能成立。在改革前，仍可通过民告官模式消化大部分纠纷（即行政主体如欲救济其权利，可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其公权力行为而自力救济，从而把相关纠纷消解在既有的民告官模式中）。
即通过行政合同动员私人以其力量和资源协同行政主体达成行政目的。③法制缺位限制了行政合同的发展及其功能的发挥。
[1]契约的运用则使人类找到了通往善治的阶梯，实现了治理方式的刚柔并举，使公民有序参与政治、[2]人人皆享治权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并可藉此破解主仆关系名实难符的千古难题。笔者认为，宜尽速构建中国行政合同法律制度的原因和根据在于：（一）行政合同在实践中客观、长期、普遍存在首先，行政合同在实践中客观存在。
④理论争议不是拒绝或推迟建立行政合同法律制度的理由。余凌云：论对行政契约的司法审查，《浙江学刊》2006年第1期。④根据所适用法律之不同，可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8]宋华琳：市政公用事业特许契约中的退出机制，载余凌云主编：《全球时代下的行政契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56。
行政合同的普遍性表现在：第一，它普遍存在于行政管理的各个领域，包括政府特许经营领域，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国有资产承包经营、出售或者出租领域，政府采购领域，政策信贷领域，行政机关委托的科研、咨询领域等。从所处领域看，行政合同发生在行政管理关系中，而非民商事领域。
而与之关联之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制度亦有相应修订之必要，以无碍于行政合同法律制度的形成。[1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农村，农民通过行政合同获得了土地使用权，开创了农村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业领域的巨大变革。
⑦有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如何确保行政合同所预期的特定行政目的的实现，并避免不对等行政合同所可能发生的种种弊端，如出卖公权力或利用公权力欺压行政合同相对人，因此有必要在二者之间配置行政性的权利义务，使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具有主导性，同时受行政程序法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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